芥末堆注：本文系芥末堆与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 WISE）合作的专题【媒介素养】的第二篇。近期国内部分短视频、内容平台下架整改，本文从东亚文化、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谈如何培养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图片来源：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
在信息纷繁复杂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算法如初生懵懂的婴儿，天真地迎合着大众的偏好，却不知晓自己的行为也是需要被规范。在算法“初涉世事”之时，如何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受算法天然所致的“主流”误导？培养批判性创造传播内容的媒介素养可能是关键因素之一。
“媒介素养不仅是一套技能或能力，还涉及道德意识和考量。”
“赋能年轻人以更加独立并负有社会责任的方式来使用媒介。”
一、话语多元，落实有限: 东亚媒介素养研究概况
媒介素养无疑是21世纪必备能力，因为全球各类白皮书、政策和研究结果均证实了这一点。在本《意见书》中，我们不必为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辩论，也不必求证媒介素养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分享一下我们在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开展传媒教育的经验，这可能有些裨益。基于我们的研究发现与观察，有如下观点。
1. 理论大于实践
在东亚，媒介素养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决策者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接受。媒介素养被视为未来公民的必备能力，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教育政策中。事实上，有关媒介素养，虽然有很多讨论，但付诸实施的方式并不多。中国台湾教育事务主官部门于2002年颁布了第一份《媒介素养教育白皮书》。然而，十多年后，在学校和成人教育中，媒介素养的实际应用仍然不多。令人失望的是虽然媒介素养被广泛认为是公民的关键要素，但没几个国家可以落到实处。
2. 同一术语，多样含义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环境中，媒介素养的发展始于欧洲和其他英语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东亚引入了媒介素养，以响应日益扩大的传媒业规模和市场，以及东亚地区言论自由条件的改善。在早期阶段，很显然主要的话语和实践是借鉴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促进媒介素养方面有较长的历史。然而，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东亚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媒介生态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发现，媒介素养在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点。在东亚地区，媒介素养的引入，服务于不同的政治意图。例如，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媒介素养，而对韩国等言论自由问题态度不同的其他政治实体也同样在提倡。同样的术语，媒介素养在这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韩国，媒介素养与不断扩大的媒介行业的需求有关，但是，在中国，这一术语更多涉及网络安全。因此，媒介素养的定义和应用在不同国家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研究在个别国家的场景，对全面了解东亚媒介素养至关重要。
3. 紧迫的研究议程
过去二十年中，媒介素养变得更加凸显和重要。目前，媒介素养是研究人员感兴趣的领域，与其相关的资助研究项目和学术出版物也在迅速增加。然而，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不同，西方的媒介素养模式，包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媒介素养模式，可能无法完全照搬到东亚。东亚媒介素养的早期阶段，对个别国家发展情况或比较视角的研究，突显了不同国家针对媒介素养的差异。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有些人员尝试研究可能性，将东亚媒介素养重新定位，形成地方或区域理论。例如，在2013年，我们提出了另一种理解数字时代媒介素养的理论框架。在初步的研究框架中，我们强调媒介素养从功能性到批判性，从自耗到自创。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媒介素养的道德伦理方面。媒介素养不仅是一套技能或能力，还涉及道德意识和考量。
总之，媒介素养是东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发展的话语。 虽然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可以观察到媒介素养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在东亚，随着媒介素养的不断研讨，通过实际地应用，有望实现更多的多样性。
二、具有媒介素养是身处虚假信息社会的一项必备技能
在网络时代，媒体上涌现出大量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媒介素养的重要作用，虽然媒介素养是应对“假新闻”的一剂良方，但其不应仅限于辨别真伪。媒介素养可以帮助公民理性利用、理解信息，积极创造、传播媒体信息，培养批判性思维，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言论自由。
对研究媒介素养的学者和从业者们而言，这个时代总会发生诸多趣事。网络上日益涌现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现象，令人堪忧，媒体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假新闻”(fake news)一词跃居新闻头条。此后欧盟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委员玛丽娅•加布里尔（Mariya Gabriel）将其列为2018年优先制定对应政策的工作内容。由欧盟委员会组建的高级别专家组最近发表了题为“应对虚假信息的多种途径”[1]的报告。报告认为有必要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以帮助网络用户更好地在数字化媒体时代遨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媒介素养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媒介素养圈内人士需要重视，媒介素养不应是局限于辨别事实真伪的技能。
首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假新闻”(fake news)。尽管这个词流行了一段时间，但其核心是迎合了信息误导和恶意炒作的传统，这比“假新闻”本身的概念历时还久。此外，“假新闻”不仅指传播虚假信息，同时这个词也被用来攻击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媒体，意图抹黑新闻媒体，以致其失信。因此很多专家倾向于使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而不使用麻烦缠身的“假新闻”。最近，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一项关于“不实信息”[2]的报告将“虚假信息”定义为“有意发布虚假、错误信息”；诚然，“虚假信息”一大决定性因素就是“故意误导”[3]。
媒介素养拥护者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提升公民的相关能力，理性理解和传播信。能辨别信息真伪固然重要，但媒介素养不止于此。我们认为，若要发挥媒介素养应有作用，就不仅要理性利用和理解信息，同时要积极创造并传播媒体信息。媒介素养是虚假信息社会问题的一剂良方，但其功效远大于此。若仅为了应对“假新闻”及恶意炒作呼吁提升媒介素养，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当前媒介素养运动之广度深度，同时也会辜负媒介素养领域多年来，甚至七十年来的辛苦付出。
媒介素养领域的从业者、专家、政策制定者们指出，相比关注虚假信息，有更多的事情正处险境。当前，鉴于这些发展趋势，加强媒介素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是时候强调媒介素养在培养批判性公民中的关键性作用了。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政府支持，从广义上讲，针对提升媒介素养而进行全面筹资的战略时机已成熟。但事实上，媒介素养研究及相关活动经费并没有得到应有支持。
这个受制于线上和社交媒体的时代，虚假信息可以快速广泛的传播。但媒介素养的重要性鲜有重视。此外，各类媒体平台以及他们的算法可以增强误导性信息的曝光率；他们几乎不挑战用户喜好，以至于不会提出相反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处在危险之中：因为传播信息的质量及对信息的争论是民主社会至关重要的价值所在——在有独裁倾向的政权中，新闻舆论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压迫对象，这绝非偶然。只有保护、支持优质新闻，培养公民的批判性思维，才会出现消息灵通的公民（Well-informed citizenship）。批判性思维不仅可以辨伪求真，也可以帮助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言论自由。
我们需铭记，数字化和社交媒体使公民有机会创造、分享和发布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内容。媒介素养是这枚硬币的正面。通过学习各种媒介素养技能，可以发掘潜力、激发创新。数字媒体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而媒介素养是帮助公民在数字媒体时代中航行的指南针。我们应该确信，即使“假新闻”大行其道，媒介素养也不应仅限于辨别真伪。
三、培养年轻公民的“媒介创造力”
我们生活的世界日益复杂。近几十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与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我们愈发媒体化的生活：媒体在每日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也幸亏有了互联网，诸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这样的商业巨头才得以将它们基于算法的世界呈现于世。这一潮流势不可挡又不可逆转，无人能袖手旁观。
然而，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通过成为具有媒介素养的公民，不让我们的态度与行动完全被媒介控制。因此，JFF（媒介研究与教育组织）的目标即是赋能年轻人以更加独立并负有社会责任的方式来使用媒介。
媒介素养属于“沟通能力”中的一部分，意即做 一名积极参与并推动发展的社会成员。影响我们使用媒介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与儿童和年轻人最相关的是：社会环境，认知发展和媒介内容。
在了解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媒介素养由如下部分构成：
相关知识。在专用术语中，相关知识意味着拥有知道如何使用媒体并理解其运作规则的技能。此外，从一个与之相关联的经济学视角看，这些知识涉及了解大型媒介公司和商业议程运作背后的关系。
反思。认真地反思一个人的媒介使用是很必要的。它能帮助人以信息充分且合理的方式运用媒介。比如，我们需要想一想如有其他的通讯软件更加保护个人信息数据，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使用Facebook。
行动。行动整合了知识和反思，还进一步展现了一个人，同时作为一个个体和一名社会成员，如何运用媒介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相关知识、反思和行动”组成了在复杂世界中使用媒介的三大要素，以此指导年轻人生活，积极参与公民行动，并定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考虑了包括社会中的所有文化宗教规则、经济利益、基础价值与行为规范等。
若年轻人能够通过将媒介运用到项目中（由专家提供咨询），亲身经历媒介的潜力与局限，他们的媒介素养能得以最好地发展。
文章素材：
1.Diverse Discourse, Limited Action: Media Literacy in East Asia. 作者：Tzu-Bin Lin and Victor Chen. 译者：Diana Qiliying.
Tzu-Bin Lin博士获得伦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专注于媒介素养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其学术生涯始于伯恩茅斯大学(Bournemouth University) 媒介实践卓越中心（CEMP），担任全职研究员。 然后, 2009年，他转到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IE），在那里他与一个研究人员小团队针对新加坡的中小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媒介素养调查。 此外，理解媒介素养的理论框架已经已建议作为开发调查测量工具的基础。2013年，Lin博士加入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NTNU）。 他是杰出的副教授和NTNU实习项目和监督处的处长。 同时，Lin博士还参与了与中国台湾教育事务机构中心合作。 2018年，他被邀请到日本九州大学教育学院担任客座教授。Lin博士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介素养、教育政策与领导力、TESOL以及研究方法。 他曾担任《NAMLE媒介素养教育》杂志、《亚洲TEFL》和其他几个国际和国家期刊的编委。 在过去的十年中，Lin博士在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及领导力领域发表了约70篇期刊论文和书籍章节。 2015年，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了他的《新媒介和21世纪的学习：社会文化观点》一书。 他目前的研究项目与媒介素养、在线学习和课程领导力相关。
2.Media Literacy’s Pivotal Role in a Disinformation Society. 作者：Eva Van Passel.译者：马亮.
伊娃?范?帕瑟尔（Eva Van Passel）现任伊文思基金会（Evens Foundation）媒体项目经理。该基金会总部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在巴黎和华沙设有分部。伊文思基金会发起并支持一系列可持续项目，并且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项，奖励对欧洲文化和社会多样性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自2009年起，该基金会开始颁发两年一度的伊文思媒体教育奖（Evens Prize for Media Education）。根据伊文思基金会的宗旨，伊娃协调进行了一系列计划，帮助公民培养媒介素养并提升信息质量这些都在当代欧洲公民素质培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该基金会重视包括媒体教育在内的批判性教育，借以支持在欧洲社会现实中不断形成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 伊娃在项目管理实施和研究方面阅历丰富。在2017年担任现职之前，她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数字文化和媒体领域担任研究员近十年，精通地区、国家和欧洲各类相关项目研究。伊娃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传播学专业，为此她还在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学习了一学期，此外，她另外还获得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eit Antwerpen）电影与视觉文化研究硕士学位。
3. Nurturing Young Citizens’ Creativity in Media Use. 作者：Susanne Eggert. 译者：Iris.
Susanne Eggert博士曾修习媒体科学和传播学，专注于媒介教学法、德语和西班牙语语言读写能力研究。同时，她也在德国的莱比锡和特里尔大学修习心理学。她拥有莱比锡大学的媒介教学法博士学位。自1998年以来，她一直作为研究员在慕尼黑的JFF（媒介研究与教育组织）工作。2016年，她成为了JFF的研究部副主任。2005年至2015年，她曾担任merz | media + education的主编。现在她还是merzWissenschaft 也就是学术版merz的主编。她的研究兴趣涵盖了家庭与媒介，儿童/未成年人与媒介，国际媒介教育，媒介与移民，媒介与社会包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