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地产拉动的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科技发展，需要适时转向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为导向的内容建设。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科技生态建设，才能吸引更多的杨振宁、施一公、比尔·盖茨以及高端技术。
2013年12月，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施一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7年2月，已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7年11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获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与上述的“大手笔”相对应的是，2017年9月中国教育部公布了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个。
近五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引导的高新技术研发的顶层设计已经清晰可见，未来发展将逐渐从硬件建设向内容建设、制度生态建设转移。
教育地产为先导的硬件建设基本完成
从过去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超过4%，几乎是迄今为止教育投入最高的时期。
而这一阶段的教育投入大部分集中在教育地产，特别是中国大学的新校区纷纷落户城市郊区，数不胜数的“大学城”拔地而起，风头盖过了曾经如火如荼的“经济园区”、“高新工业区”。
在中国教育“举国体制”推动下，短短的几年间，中国大学的硬件水平便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难怪在2017年9月《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峰会上，相当于美国常青藤地位的英国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轮值主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Anton Muscatelli 不无感慨地说，中国政府对大学的高投入体现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相比而言，英国高等教育已经落后。
中国教育的2.0时代：“增速换挡”的内容建设
高投入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前列，这就好比以GDP为衡量标准的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列后遇到的现实怀疑：我们真的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吗？
在动辄几千亩的超大校区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不完全是空间感受，教育的内容也有些填不满似的。
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用“增速换挡”概括中国经济近五年来的发展轨迹。
在增速换挡的背后，经济结构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表面上是增速从高速到中速转换，背后是要素投入到创新驱动，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转变，更深层次的是改革转型。
而中国教育行业的“要素投入”仍会随着经济发展的节奏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线上，随着这一轮长达5年的教育地产投入进入尾声，还有没有别的发展动力？中国教育的创新驱动在哪里呢？
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教育“增速换挡”的核心是以优质教育资源的内容建设为导向，提升“软实力”。
“双一流建设”在内容建设上的示范效应需要继续发酵，投资方向应该从教育地产转移到师资、教法、科研学术项目、专家团队等“软件”上来。
施一公、杨振宁、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中国院士团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吸纳世界级高端人才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决心。
知识产权：高技术引进的制度生态建设
各省市地方政府都在加大引进高技术的力度，但更多的还是钱的层面，比如给外国专家的优厚待遇、承诺为技术孵化提供资金保障等，但应者寥寥，这说明我们还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机制适时地回答了世界的担忧。
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
当前由教育部主导的中外合作办学仍然停留在学生流动的阶段，还远未达到中外高校间学术、科研的紧密结合。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生态建设确实落后。
2014年9月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
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没有高新技术，使我们在对外深层次教育合作方面处于劣势，对国外高校研究项目、研究人员的吸引力不足。
同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与环境，也会影响国外先进技术进口。
从地方政府主导的高新区技术引进的经验看，在当前形势下，政府作为技术引进担保人的角色举足轻重，政府甚至在技术引进单位或公司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生态建设过程中，政府介入技术引进的细节也是权宜之计，毕竟提高技术转让一方的信任度至关重要。
更关键的环节是给予民办教育和国际教育更加独立、宽松的发展空间，引导民营资本、国际资本向中国高等教育、高新科技研发领域倾斜，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链条和态势。